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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〇毕郢（第1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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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〇）毕郢

《孟子》言文王生于岐周，卒于毕郢。《离娄》下。而《史记》言文王伐崇侯虎而作丰邑，自岐下而徙都丰，明年西伯崩。《周本纪》。二者睽异，何也？案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曰：“密人不恭，敢距大邦，侵阮、徂、共。”《毛传》云：密须氏侵阮，遂往侵共。《郑笺》则谓阮、徂、共三国犯周，而文王伐之，密须之人，距其义兵。《诗》曰：“依其在京，侵自阮疆，陟我高冈。无矢我陵，我陵我阿；无饮我泉，我泉我池。度其鲜原，居岐之阳，在渭之将，万邦之方，下民之王。”《笺》言“文王但发其依居京地之众，以往侵阮国之疆。登其山脊，而望阮之兵，兵无敢当其陵及阿者，又无敢饮食于其泉及池水者。”又云：“文王见侵阮而兵不见敌，知己德盛而威行，可以迁居，定天下之心，乃始谋居善原广平之地，亦在岐山之南，居渭水之侧，为万国之所乡，作下民之君。后竟徙都于丰。”如《笺》言，明文王作丰以前，尝居于岐下，此即《史记》所谓自岐下而徙居者也。《疏》云：“太王初迁，已在岐山，故言亦在岐山之阳。《周书》称文王在程，作《程寤》《程典》；皇甫谧云，文王徙宅于程；盖谓此也。”案《疏》言文王所居之岐，非即太王所居，是也，言此所营即程则非。伐密须，据《大传》及《史记》，皆在受命后三年。而《周书·大匡》曰：“维周王宅程三年，遭天之大荒，作《大匡》以诏牧其方，三州之侯咸率。”《程典》曰：“维三月，既生魄，文王合六州之侯，奉勤于商。”《酆保》曰：“维二十三祀，庚子朔，九州之侯，咸格于周，王在酆。”古云九州，犹言天下。三州之侯咸率，犹云三分天下有其一。能合六州之侯，则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也。云九州咸格，则天下皆服矣，此盖称王后事。“合六州之侯，奉勤于商”，即《论语》所谓“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”。《泰伯》。《程典》又云“商王用宗谗，震怒无疆，诸侯不娱，逆诸文王”，则《左氏》所谓“纣囚文王七年，诸侯皆从之囚”者也。襄公三十一年。宅程之三年，虽不能知为何年，然必在作《程典》之前，安得至侵阮之后乃作程乎？故知《义疏》之言为误也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言：“武王上祭于毕。东观兵，至于盟津。为文王木主，载以车，中军。武王自称太子发。言奉文王以伐，不敢自专。”《鲁世家》言：“周公在丰，病将殁，曰：必葬我成周，以明吾不敢离成王。周公既卒，成王亦让，葬周公于毕，从文王，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。”则毕为文王墓地，《索隐》谓天星之名，非也。文王盖卒于郢，葬于毕，故《孟子》连言之。《周书·和寤》曰：“王乃出图商，至于鲜原。”此即诗所谓“度其鲜原”者。武王图商，仍在鲜原，则丰邑草创，文王虽作之，而不常居，故其卒仍在郢也。

“侵阮、徂、共”，以文义言之，似毛义为长；又阮、徂、共为三国，不见古书；此读者所以多信毛而疑郑也。按《笺》云：“阮也、徂也、共也，三国犯周，而文王伐之，密须之人，乃敢距其义兵。”则敢距大邦，侵阮、徂、共，乃所谓倒句法，曹元弼《复礼堂文集·书周礼从坐法辨》曰《书·费誓》：汝则有无余刑，非杀。说者失其辞气。夫军令尚严，言非杀则非威众之辞；且既云无余刑，则非杀可知，何必别云非杀？窃谓此系倒句法，犹云汝非杀则有无余刑。”案曹说是也。惟非有意倒之，乃言无余刑之前，漏言非杀，既言之后，乃又从而补之耳。今人语言中，亦往往有此。古书中用者较鲜，故后人不察，然语言中自有此法，不能目为误也。下文云：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以按徂旅。”《传》云：“旅，师。按，止也。旅，地名也。”《疏》曰：“上言侵阮，遂往侵共，盖自共复往侵旅，以文上不见，故于此言之。”又《传》既谓密须侵阮，不能谓文王侵自阮疆，《疏》乃又说为密人来侵周，迂曲甚矣。何若郑解以遏徂旅为遏止徂国之兵，侵自阮疆为往侵阮国之疆之直捷乎？《疏》云：“王肃云：无阮、徂、共三国。孔晁云：周有阮、徂、共三国，见于何书？孙毓云：案《书传》：文王七年五伐，有伐密须、犬夷、黎、邗、崇，未闻有阮、徂、共三国助纣犯周，文王伐之之事。皆以为无此三国。”而申郑云：“于时书史散亡，安可更责所见？张融云：晁岂能具数此时诸侯，而责徂、共非国也？《鲁诗》之义，以阮、徂、共皆为国名，是则出于旧说，非郑之创造。《书传》七年，年说一事，故其言不及阮、徂、共耳。”又引皇甫谧云：“文王问太公：吾用兵孰可？太公曰：密须氏疑于我，我可先伐之。管叔曰：不可。其君，天下之明君，伐之不义。太公曰：臣闻先王之伐也，伐逆不伐顺，伐险不伐易。文王曰：善。遂侵阮、徂、共，而伐密须。密须之人，自缚其君而归文王。”《疏》言谧釆摭旧文，傅会为说，其说是也。谧之病，在牵合，不在臆造。岂惟谧，凡古书固多如此矣。此文必有所据，所据疑即《鲁诗》遗说。疑于我，谓其势敌于周，故当先伐，可见密须为大国。阮、徂、共盖皆小国，故《书传》不之及也。书阙有间，而《鲁诗》能著其说，可见汉初经师之学，自有真传，不独恃竹帛矣。郑君初治《韩诗》，《韩诗》盖与《鲁》合，又可见今文先师之说，同出一原也。毛公之学，自谓子夏所传，观其说之支离，而知其言之不雠矣。

然则《书传》言文王受命后征伐，与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不合者，其故安在？《史记》之文，自言出于诗人，岂《诗》三家之说相合，而其与《尚书》家则不能尽合乎？案《书传》之文，盖倒乱失次。《史记·本纪》，多用《书》说，其言文王事亦然。下别著之曰“诗人道西伯”，则所以兼存《诗》说。故《史记·周本纪》之文，自“诗人道西伯”以上皆《书》说，正当据以正《书传》之讹，不得因此反疑《诗》《书》之说有异同也。《诗·文王序疏》曰：“《尚书·周传》云：文王受命，一年断虞、芮之讼，二年伐邘，三年伐密须，四年伐犬夷，五年伐耆，六年伐崇，七年而崩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曰：西伯阴行善，诸侯皆来决平。虞、芮既让，诸侯闻之曰：西伯盖受命之君也。此是受命一年之事。又曰：明年伐犬夷。明年伐密须。明年败耆国。明年伐邘。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。明年西伯崩。此虽伐犬夷与伐耆、伐邘，其年与《书传》不次，要亦七年崩也。”《礼记·文王世子疏》引《书传》，又《左氏》襄公三十一年《疏》引至四年伐犬夷皆同。惟《礼记疏》伐邘作伐鬼方耳。《文王序疏》曰：“《元命苞》云：西伯既得丹书，于是称王，改正朔，诛崇侯虎。称王之文，在诛崇之上。《是类谋》云：称王制命示王意。《乾凿度》云：改正朔，布王号于天下。二文皆承伐崇作灵台之下，伐崇在六年，则亦六年始称王也。但彼文以伐崇之等，皆是文王大事，故历言之，其言不必依先后为次，未可即以为定。《书传》称二年伐邘，三年伐密须，四年伐犬夷。《书序》云：殷始咎周。《注》云：咎，恶也。纣闻文王断虞、芮之讼，后又三伐皆胜，而始畏恶之，拘于羑里。又曰：周人乘黎。《注》云：乘，胜也。纣得散宜生等所献宝而释文王，文王释而伐黎。明年，伐崇。案《殷传》云：西伯得四友献宝，免于虎口而克耆。《大传》曰：得三子献宝，纣释文王而出伐黎。其言既同，则黎、耆一物。是文王伐犬夷之后乃被囚，得释乃伐耆也。《出车》说文王之劳还帅云春日迟迟，是四年遣役，五年始反，乃劳之，当劳讫被囚，其年得释，即以岁暮伐耆，故称五年伐耆也。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若五年以前，既已称王改正，则反形已露，纣当与之为敌，非直咎恶而已。若已称王，显然背叛，虽纣之愚，非宝能释也。又《书序》周人乘黎之下云：祖伊恐，奔告于受，作《西伯戡黎》。若已称王，则愚者亦知其叛，不待祖伊之明始识之也。且其篇仍云西伯，明时未为王。是六年称王，为得其实。故《乾凿度》布王号之下注云：受命后五年乃为改。此是郑意以为六年始王也。但文王自于国内建元久矣，无故更复改元，是有称王之意，虽则未布行之，亦是称王之迹。故《周本纪》云诗人道西伯，盖受命之年称王。皇甫谧亦云受命元年，始称王矣。正以改称元年，故疑其年称王，斯言非无理矣，但考其行事，必不得元年称王耳。然则六年称王，七年则崩，是称王甚晚。《礼记大传注》云文王称王早矣者，以殷纣尚存，虽于年为晚，而时未可称，故为早也。”《文王世子疏》云：“案纬候之说，文王年九十六始称王。”案《文王世子》以文王九十七而终，此即受命后六年称王之说也。《礼记疏》说略同。《左氏疏》云：“《周本纪》称纣囚西伯于羑里，闳夭之徒，求美女、美宝而献之纣，纣大说，乃赦西伯，赐之弓矢，使之得征伐。其下乃云：虞、芮争狱，俱让而去，诸侯闻之曰：西伯，受命之君也。如马迁所云，虞、芮质狱之前被囚也。郑玄《尚书注》，据《书传》为说，以为四年囚之，五年释之。即如所言，被囚不盈一年，此传不得言纣囚文王七年也。马迁之言，当得其实。”《诗疏》强申郑说，然于《史记》所谓诗人之言，亦不敢难，盖事理所在，自不可诬也。不特此也，郑注《大传》，既云“文王称王早矣”，其注《文王世子》“君王其终抚诸”，亦曰“言君王，则此受命之后也”；则郑意亦以文王受命即称王，其注纬候，乃随文为说，在郑或初不相照，而《疏》曲为之解，可谓碎义逃难矣。《殷传》《大传》之言，即《疏》论《元命苞》等谓以是文王大事，故历言之，不必依先后为次者。安得据是而谓被囚必在伐犬夷之后，伐耆之前乎？犬戎，密须，皆近患也，故先伐之。耆在上党，邘在野王，则出天门，临河内矣，故祖伊闻之而惧。用兵先后，次序厘然，断不得如《书传》所说也。《绵》之诗曰：“混夷駾矣，维其喙矣。”《笺》曰：“是之谓一年伐混夷。”混夷即犬夷。《史记》伐犬夷在二年，而郑云一年者，受命虽有七年，一年、七年，并无所伐，五伐实自犬夷始，故郑云一年伐混夷也。观此，知《书传》之文，传者必多到乱，其初必同于《史记》矣。

《书·无逸》曰：“文王受命惟中身，厥享国五十年。”享国五十年，实当作年五十岁，解见《古史纪年》条。如此，则受命惟中身，颇为难解。今案纣囚文王七年，文王受命亦七年而崩，则文王在位凡十四岁，受命在其即位后八年，适当其飨国之中数，故曰受命惟中身也。《周书·酆保》言“惟二十三祀”，《小开》曰“惟三十有五祀”，盖并王季之年数之，犹武王之年自文王受命时起计也。《酆保》曰：“九州之侯，咸格于周。”盖文王即位后，服周之国来朝。《大开》《小开》，皆谋开后嗣，而继以《文儆》《文傅》。二篇所记，若在《小开》之明年，则自二十三祀至此，适得十四年。纣杀季历，而《史记·殷本纪》言文王与鬼侯、鄂侯，同为纣之三公，其本在内，隐约可见。九侯，《史记集解》引徐广曰：“一作鬼侯，邺县有九侯城。”鄂侯，《集解》引广曰：“一作邘，野王县有邘城。”盖皆以近纣都而附会，不足据。九、鬼同音，宋于庭谓即“西方有九国焉”之“九国”，亦即“我征徂西至于艽野”之“艽野”，《过庭录》。其说甚当。鄂，疑《左氏》隐公六年“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，纳诸鄂”之“鄂”，其地在河汾之间。然则九侯、鄂侯与周，固皆西方诸侯也。窃疑九侯、鄂侯、王季倶如殷，皆见杀，而文王又被囚，至七年，其臣献洛西之地乃释也。洛西之地，《史记正义》以丹、坊等州当之，其地大远，恐非纣所能有。疑洛实伊洛之洛，洛西，盖在偃师以西。殷自武乙徙河北，旧都之守稍疏，周人图取其地，及被囚，迫而献出，乃改图而出河东，则《礼记·乐记》所谓“始而北出”者也。戡耆，则据上党，俯临河内矣。故祖伊惧而奔告。殷自此，盖亦稍厚西方之防，故武王又攻其不备，出孟津而临牧野也。

《新语·术事》云：“文王生于东夷，大禹出于西羌。”此语显与《孟子》背。盖古人于此等处，不甚审谛，特取东西相对为文耳。不足据以疑《孟子》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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